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，新中国成立的当月，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暴发了鼠疫！毛主席和政务院运筹帷幄，亲自指挥，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，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。用事实向世人证明，新旧社会两重天。

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，汤飞凡、刘隽湘、陈正仁等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，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，为扑灭鼠疫起到了事关成败的作用。

毛泽东亲自出马，董必武挂帅防疫

纵观历史，因鼠疫流行而引起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例子并不少见。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，现实的情况更得警惕。如果让察哈尔鼠疫蔓延开来，后果会非常严重。

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，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。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，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，下设办公室、封锁处、防疫处、宣传处、秘书处；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：

一、严密封锁交通。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、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，责成华北人民政府、华北军区调动部队，并动员各省、各专署以及各县、区、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。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。

二、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，紧急调动医疗、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。

三、紧急下拨防疫经费。

四、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，利用报纸、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，反对迷信活动。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《预防鼠疫》。

1949年底，工作人员给群众注射鼠疫疫苗

鼠疫流行期，东北群众用捕鼠笼捕鼠

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，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，28日，毛泽东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，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。

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，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，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。10月30日，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，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。

在天坛赶制鼠疫活疫苗的功臣们

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，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。

疫苗在哪里呢？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，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，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，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、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：为满足防疫需要，务必尽快生产出100 万人份的鼠疫疫苗。

在我国，长春卫生实验所在日本专家的传授下生产过鼠疫疫苗，原中央防疫处虽然也曾生产过，但还没有取得完整的经验。

所以，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，认为这样比较保险，但贺诚表示反对。理由是：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，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，万一泄漏，在北京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，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。因此他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，即减毒活疫苗。

而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，是日本人教的，数量很少，不用苏联疫苗不行。这就是说，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。对于天坛防疫处来说，这副担子相当沉重，但汤飞凡勇敢地作出了承诺。

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，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。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，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，自己亲自与助手刘隽湘一起做试验。

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。他们都穿着防护服，戴着口罩和眼镜，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，如果操作不慎，也是有感染可能的。而一旦感染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。但是，汤飞凡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走进实验室，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。因为他的实验比较顺利，这让他感到自豪，还有什么比能够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新中国服务更令人开怀的呢？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，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负责精神，是他在工作中满负荷运转的源泉。

察哈尔察北（今河北张家口）鼠疫流行期，公路上的临时检疫点

我国第一部科教片《预防鼠疫》

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，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，第一针打0.5 毫升，第二针打1.0 毫升，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。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。11月中旬，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 万人份，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 倍。11月12日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、刘隽湘、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。